未写过小说的人，对作家笔下的人物、故事，会有不同于作家之间的审美判断。作家大约更注意小说是怎么写的，读者则关心写了些什么。比如金庸吧，王朔对其作品就不以为然，倒不仅仅是金大侠写了太多的老中国儿女，而是对其叙述方式、审美品位，颇有微辞。金庸如何看王朔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以我之见，王大师的那点学识，并非是金大侠的对手，倘谈古论今，小说界能和金氏平视者，人数有限。但王朔还是刺中了大侠的弱点，平心而言，其挑战勇气，十分可嘉。不过，论剑人似乎忘了一点：小说是有限的，以己之长而论人之短，正像美国人讥笑非洲人的艺术，是只见树木而忘了森林的。
好像是王小波说的，小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。对艺术本体而言，此话不错。但对每个个体的书写者来说，似乎不是这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度。巴金写不出幽默的段子来，汪曾祺弄不出长篇巨著；王蒙大约不会有贾平凹式的情调，浩然一写城市生活便找不到自己。王朔品评金庸，说的均是实话，但金庸小说乃当年香港读者消遣的艺术，作者并未顾及什么“永恒”。王朔的调侃天下之人，是特定环境下的精神抒发，离了那个政治和文化条件，能对其感兴趣者不多。所以，小说固然有人类永久性的东西，但有限的，短暂性的因素更多。现在，除了研究者外，谁还去读《伤痕》那一类的作品呢？需知，当年读到那些小说时，我们不也是激动不已么？
用了永恒性的尺子去衡量别人，并没错，问题在于，你怎么能证明自己的尺子是永恒的？美国有一位名叫弗兰克·诺里斯的作家说：“有成就的小说家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感觉到自己作品本身及其性质的局限。他应该比其他任何人发表意见更谨慎，应该比其他任何人更顾及他所面向的读者，应该比其他任何人（在较大的程度上，比传教士和报纸编辑）都更注意在内在发挥‘公众的情感’，留心自己所写的每一句话，仔细推敲自己的每种想法，用最严格的尺度校准自己的每种意见的根据。”诺里斯并不是让作家发议论时胆小如鼠，而是看到了小说理论和小说实践的某种悖论。批评家对作家大发议论而胡说八道时，人们可置之不理，但作家对作家的臧否，倘离开一定限制则会失之偏颇。林纾的古文写得很美，这是谁都承认的，可他偏偏想灭掉白话作品，如今成了笑谈。作家易散不易聚，写作是很个体的劳作，以己之好恶为天下之好恶，其结局，可想而知的。
我在乡下的时候，听一位老艺人说，艺人与艺人之间，分歧很多，但在外行人面前，却不喜怒于色，将彼此的弱势都遮掩着。遮掩矛盾，对艺术不利，这是大家均知道的，但那缘由，还是感到了同行间的某种有限，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者正是。说到小说写作，作家与作家间，可商榷的颇多，但究竟什么是好作品，观点要一致起来，大约很难。其一是尺度不同，其二乃性情有别。用自己的有限去穷尽别人的无限，当然要陷入悖谬。千百年来，同代作家之间，能有正常批评的，为数寥寥。非不能也，而不愿也，其中甘苦，外人是难以知道的。
当王朔向金庸挑战时，我曾暗自高兴，觉得我们终于有了作家与作家间的批评。可后来一想，王朔除了勇气和胆识外，在文化建设上，或说文学写作与批评上，他提供的东西，还十分稀薄。王朔大约犯了一个错误，他太自信于自己的判断，以为观点是自明的。问题的实质是，当自以为是无限的时候，恰恰显示了有限。不知道王朔和他的朋友们，以为然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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